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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释/针对问题模式的治疗处方


来源:东莞郝医生爱心心理咨询 发布时间:2019-01-23 查看次数:
 

Ⅲ、结尾干预

13、改释/针对问题

模式的治疗处方

(格拉赫一家,第二部分)

 

如果我们把建构主义的观点作为基础来看的话,那些长期一起经历了共同发展的人(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就正是如此)会互相证实他们的世界观。这就是那个著名的“没有什么-新的-综合症”:某个家庭成员要做的那些事情应该意味着什么,这总是非常清楚的(新生儿大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尽管人们对此也抱有怀疑的态度,因为新生儿的行为同样可以根据预先确定的解读模式来解释:“他笑起来像极了数学很棒的埃尔温叔叔。”)。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仅仅感知到来自其他人的某些行为方式,他有自己固定的评价标准,并据此进行判断,使用久经考验了的解释模式。因此,每个人都是以一种固定的方式去感受着其他人,因此就形成了一个互相加固并且自我应验的预言体系。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被看作是新的,那么就“没有什么新的”能够存在于天地之间。这就是为什么从内部对家庭的交际模式进行改变是如此困难的原因。

鉴于这样的一个证实逻辑,症状的形成(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就可以赢得一种具有革新性的内涵。一方面,症状很有可能被感受成是某种新的东西;另一方面,症状可以引入局外人(例如治疗师),他们会带来新的观点,并将某个家庭成员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偏见被不断证实的循环圈给打破。如果实现了这一点,那么含有问题的交际模式就会被解除,同时/或者形成一种促进解除和发展的新的交际模式。

所以,改释是(几乎)所有的干预技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含义是对所讲述的事件或直接观察到的事件给予不同的阐释。

下面的评论和治疗处方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分别是在经过了与格拉赫一家的初始会谈和第二次会谈之后给出的。第5章中介绍的片段出自第二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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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会谈概述

在四周前的初始会谈中,女儿的症状(她不停地淋浴以及与此相连的高额水费)以及由此产生的父母和女儿之间的争论和争吵是谈话的中内容。这里的评论就是两位治疗师在此之后给出的。

首先他们表示,他们确信,目前存在的问题必须要与莫妮卡的自然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来看待。她正在寻找她的自我身份——这完全符合她这个年龄。因为她——正如同在会谈中详细谈到的那样——在孩童时期与父母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与她的同龄人相比,她大概要更加难以区分,什么对她自己是好的,什么对她父母是好的。在初始会谈中所谈到的那些她与父母之间的争吵,对她来说其实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借此她就能够确定,她所做的那些事情与父母的意愿是相违背的。不过对于父母来说,现在要想做出正确的举动,是非常困难的。父母能够帮助她与他们划分界限并且长大成人的最好方法,就是给她制造麻烦。

为此,治疗师给他们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直到一个月后的下一次会谈之前,当女儿想做或者做了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父母二人就应该试着去阻止她,阻止的方式是向她指出他们身体上的随便哪种症状(“心慌”等等),而且每周至少一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应该尽量试着让她感到于心不安。

如果父母不能坚持不懈地这么做,那么他们的女儿很有可能——考虑到紧密的家庭关系——到了40岁了还坐在家里。女儿也得到了一项作业:她要找出来,什么时候是父母在装病,什么时候父母确实有身体上的不适。

评论:此处所介绍的治疗处方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⑴父母和女儿之间的争吵被解释为“正常的”和“与年龄相符的”,其背后的意图是要去掉女儿行为的病理因素。因此,症状(淋浴=浪费水)也被改释为是正常的划分界限以及寻找自我身份的努力。

治疗师在此提供给家庭的,不仅仅是对女儿行为和争吵的新的解释,此外还有对症状的积极评价。另外,在“争”和“40岁了还待在家里”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也被摆到了家庭面前。

⑵干预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假装”处方。父母被分配到的任务是,要假装身体上有症状,而恰恰是在他们原本感觉不到身体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任务可以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应该给女儿——这与此前所给出的改释的意义完全相符——提供一个划分界限的练习场。因为这个任务是在女儿在场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以它的效果之一就是将父母所展现出来的身体不适的含义进行扩展。从中传递出的想法是,对于女儿来说,存在着两种解释的可能性:如果父亲心慌,那么这有可能意味着他心脏有问题,也有可能意味着他正在完成家庭作业,试图阻止女儿去做她原本想做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交际中就被引入了不确定性。那个被治疗师看作是有问题的、自动运转的、没有得到反思的互动模式(症状激发了其他人的于心不安,并由此变成了一种对其他人施展权力的可能性)被扰动了——这也是治疗的意图和愿望。不过,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事前无法有把握地预见,但是,从人们交际过程的逻辑来看,存在着不小的可能性。

如果这种模式被扰动了,那么在家庭里会发生什么呢?这同样无法预见。在这种情况下,此类干预的意义所在或者荒唐之处,总是在后来——至少是要等到下一次会谈的时候——也就是当当事人讲述在此期间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才能得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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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谈

父母二人在第二次会谈的一开始就讲,在此期间父母和女儿之间的争吵减少了。女儿非常多地离开家,开始上跳舞课,更多地脱离了家庭。提到家庭作业的时候,父母解释说,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身体上的不适,他们也没有假装自己有病,因为他们不想动摇自己的可信度。

在接下来的访谈里,几乎完全不再涉及父母和女儿之间的冲突;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父母之间的致命冲突上。孩子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

接下来的谈话是如何进行的,在第5章里可以几乎完整地看到。提醒一下:当谈到事关母亲参加协会的冲突时,出现了一个非常富有戏剧性的、蕴涵着激烈情绪的尖锐化气氛。结束的时候格拉赫先生表示,他有可能会“放弃”,就算是他太太现在突然之间不再去协会了,那也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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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谈中暂停阶段的思考

评论在暂停期间的讨论中,治疗师们对他们第一个治疗处方的效果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原本就没指望,那个“假装”的任务真的能够被父母完成。能够把这个想法——即父母清楚明了地表现出来的身体症状可以阻止女儿去划分界限——传递出来,这对治疗师来说就已经够了。在初始会谈之后,莫妮卡增加了她在家庭之外的活动。莫妮卡在寻找与同龄人的交往(跳舞课),这一点特别值得积极评价。两位治疗师商定,他们要继续支持女儿划分界限的努力。在此,一个“悖论”做法(用带有问题的模式来开处方)①显得最为巧妙,其中的原因看起来相当简单:对于莫妮卡来说,目前非常要的是要证明自己的独立。如果治疗师建议她继续与父母明确地划分界限,那么她会重新陷入困境,因为她会把划分界限的努力理解成是对治疗师依赖的一种标志。如果治疗娜反过来对她说,她应该限制一下对自主的追求,那么这样一来,她就有可能自已做出相反的决定。

除此之外,治疗师们还考虑要给出一个改释,以便让夫妻二人处于同样的等级高度,因为让父亲陷于“病人的角色”,正像他在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是没什么好处的。

治疗师们商定,史第尔林作为年长的、因而位于更高级别的治疗师,由他开始评论。至于说评论的角色分配以及评论的遣词造句,这些都没有被逐一商定。具体的表述内容以及评论人的共同作用也没有被确定。这也是没必要的,因为他们依次进行评论就够了。

①此处的干预方法为悖论干预或反常干预,源自米尔倾·埃里克森(Milton Erickson),临床上用的“症状处方”、“反常处方”均属于此类。——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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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谈的结尾评论(在暂停之后)

史第尔林我们所关心的,是要更好地理解你们。通过我们给你们布置的作业,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你们。我们觉得,根据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些内容,有些事情我们理解得更好了。我们所理解的事情,就是(对着父母,用指点的手势来示意)在你们两人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不同寻常的亲近的关系。

评论:在会谈出现明显的冲突之后,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父母之间的关系,这第一眼看上去显得非常令人吃惊,并且显得极其牵强附会。但是这却得到了父母的点头证实,他们看上去根本就不那么吃惊,孩子们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西蒙:这就是问题所在。

史第尔林……这就是问题所在。从双方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是同样的亲近。你们两个进行了非常好的分工,并用这种方式划分了各自的立场……你们之间的关系正是以此为特征的。

西蒙:也许我可以插句话解释一下。情感上非常亲近的关系,正如同在我们看来你们两个所拥有的关系那样,它的问题在于,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是被如此联结着的,那么他就会变得非常不踏实:“我难道还是个个体吗?我难道还有自我吗?我是不是只能作为二人一体中的一部分而存在?”所有的这类紧密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当两个人很亲近的时候,他们虽然会享受这种亲近,但是也会害怕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哪里开始?另一个人在哪里结束?”这就是感情上的矛盾之处,它总是与亲近的关系相关联。而这是一种如此亲近的关系,以至于他们会变得不踏实:“如果我必须要这样的话,我到底还是不是个能够自己生活的生命体?还是完全要依赖别人?”而依赖是件不太好的事情,是件不那么令人感到舒服的事情。谁如果觉得自己要依赖别人,那么他自己的意志自由就会受到限制,这就是亲近关系的不利的一面。这就是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一方面有亲近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有对于依赖的害怕。根据我们的看法,你们确实找到了非常好的分工,其中的一个人承担了表达亲近愿望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两个人表达的……在我们看来,你们在希望亲近和依赖方面就像是镜子里的影像。而另一人,这就是您(对格拉赫太太),与此相反承担了独立自主的愿望,您表达了一部分这样的愿望。我们认为,你们两个用这样的方式,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共同确定正确的距离的方法。这样一来,就没人会有关系过于紧密的感觉,也就不必担心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界限了。您(朝母亲看)帮助您先生看到了他自己的界限,因为他看到了,他在什么地方是无能为力的,他在什么地方是无法施加影响的。这对他来说,虽然一方面很受伤,但是另一方面却很解脱。因为,他要是拥有所有的权力,那么他就得承担起所有的责任,比如说对您的健康。反过来看,您先生也在帮助您,让您能够到外面去,并且证明自己是独立的。如果他同意您去协会,那么您就无法证明自己是独立的了,就不存在这个标志了。可以这么说,这个标志、证明是他送给您的。你们两个人找到了一种非常完美的安排。

评论:在这里,治疗师费了很多口舌试着把感受到的冲突改释为合作。夫妻二人其实面对着同一个“亲近—疏远问题”或者“独立—依赖—问题”,他们可以说是同谋。他们二人在冲突的两个方面之间矛盾地进行着拉锯战。只不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不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事实上所找到的那种分工形式,让两个人都只能感受到冲突的某一个方面,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毫不纠结地采取行动。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的改意,治疗师就为夫妻二人的交际模式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解释,就把夫妻二人放到了同一个等级高度上,并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积极的评价。通过这样的方式,治疗师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得或保持他们的中立:一方面是针对夫妻二人的,另一方面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是改变更好,还是保持原样更好?

史第尔林:问题只是,你们必须要为此、为这样的安排付出代价。这就又出现了两难的选择,因为我们觉得,这会让你们两个持续地感到身体不适。

西蒙:我们认为您(朝格拉赫太太看)在身体健康方面和您(朝格拉赫先生看)遭受着同样的危险。也就是说,如果您(重新转向格拉赫太太)比如说一夜之间突然停止去协会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您也会同样心灰意冷地让肝脏出点事儿。

评论:在这里——涉及身体健康上的危险的时候——治疗师又一次试着把夫妻二人置于同一个等级高度。除此之外,治疗师还把注意力放到了与目前这种交际模式相关联的或者有可能相关联的代价上面(例如肝脏问题)。

史第尔林:如果我们使用“失败”这个比喻,那么我们觉得,看看谁更有可能失败,眼下这对我们来说确实就是掷色子这么回事儿。不过,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在这样的一种安排里面,身体健康上的危险程度还是相当大的。

西蒙:也不一定必须得这样,嗯,因为很多夫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这样就没有人必须得失败了。比如说,我们看到,莫妮卡呈现出了问题,她给你们提供了第三条道路,这就是父母双方在她的……这就是她帮助你们两个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两个的父母角色就都被召唤着,你们两个都说:“现在我们把自己的依赖愿望或者独立愿望往后放一放。我们把它延一延,因为其他的事情更重要。”

西蒙:

史第尔林:……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在让事情变得如此成问题的东西。我们观察到,与上一次会谈相比,莫妮卡很显然下了决心要走她自己的路,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非常清晰地要展现自己,她去上跳舞课,她很显然已经决定了:“我要像一位年轻的女士那样发展我自己,要与我这个年龄相符。”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加剧了你们(转向父母)这种状况的负面压力,因为莫妮卡到目前为止确实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莫妮卡感到自己与父亲和与母亲的联系是同样的紧密,她感到自己要与你们两个人保持同样的协调一致。我们考虑了很长的时间,应该给你们什么样的建议。西蒙先生说到了第三条道路。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如果愿意的话,确实存在着第三条道路,还有第四条道路。

西蒙:这个第三条道路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就是你们要在某种程度上发现,你们两个不仅有亲近的愿望,而且还有疏远的愿望;不能是一个人只发现了一个方面,而另一个人只发现了另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要劝阻你们,不要现在就改变什么。只有当你们两个人都感觉到不再依赖对方了,那么你们才能改变什么。

评论:通过不断地重复——其目的是为提高被感知的可能性——治疗师指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本身就已经能够促使当事人的世界观得到形式上的拓展,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看问题的方式一直都陷在“我要么赢要么输”的二元选择里。治疗师警告他们不要“现在就”进行改变,是因为格拉赫先生此前曾说过,他太太现在才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太晚了。通过这句话他预先就表示,他将会赋予她太太的改变了的行为那个老的含义,因为他不相信她内心的态度会改变(没有什么——新的——综合征)。为了能够让有可能出现的改变对他来说具有不一样的意义,治疗师对时间上的顺序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先是内部的改变,然后再是外部的改变。每一个新的行为——无论是谁的——都可以私底下被改释为某个客观转变带来的特征。警告当事人不要“现在就”改变什么,这也是在表明,今后再改变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史第尔林:嗯,那么,我们现在要建议你们的,这个建议,它是针对你的,莫妮卡。

西蒙:针对您的,莫妮卡!

史第尔林:对,我们现在故意说“您”,莫妮卡,您要把自己的发展给停住!

西蒙:那样的话我们就应该重新称呼“你”!

史第尔林:(笑)嗯,也许……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称呼“你”。这进展得太快了。嗯,如果我们看一看父母,那我们就会说:要慢一些,要推迟一下,意思是,要表现出一些问题来,要表现出自己不那么独立!也许海因茨弟弟能帮上忙,他可以减轻一下姐姐的压力,他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问题孩子抛出来。嗯,这就是我们绞尽脑汁进行的思考。

评论:这里展现的,是系统式治疗师所采取的怪异的治疗处方之一。他们向女儿建议,将划分界限的努力放慢一些,目的是为了给父母减压。这种干预的形式一方面是针对(两个)孩子的,为了能够稍微鼓励一下他们的对抗,另一方面是针对父母的,他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不是故意要把孩子们拴在家里或者将自己的症状用于自私的目的。恰恰是在父母那里,这个建议能够激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新的评价并做出改变。

西蒙:(转向海因茨,他不是很有兴致地在盯着)嗯,这当然是个题,我们现在到底能够说到什么程度:请牺牲一下你的个人发展……!不过,我们至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你会这么做的。你会这么想:“他们两个人自己应付不了。我不相信他们具有这种能力。总是有个人会输。那我还不如就待在家里,照看一下。”

史第尔林:我们很清楚,你能够让这个成为可能。当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清楚了。

评论:提出这个要求是出自预防的原因。其目的是防止海因茨一时冲动也滋生出一些问题来,作为症状的转移。如果症状真的被转移了,那么它们就不再能被解释为“突然之间产生的”了,它们就成了“行动”,从中可以看得出明确的意图。

西蒙:我们现在要再一次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告你们,不要现在就嗨哟嗨哟急着去改变什么!你们必须看到,你们只有从情感上、同时也是有感而发地对此说“是!”,你们才能改变什么。(对先生)只要您只能感觉到您自己的依赖愿望,只要您太太只能感觉到她自己的独立愿望,只要您不能心安理得地对您太太说:“到协会去吧!”,只要您不是这么想的,那她就会发现。如果您太待在家里,如果她并不想这样,那么您也会发现。只有你们两个都认为:“现在,嗯,对,我不想离开了。我想要我们的关系,我也想要自己的空间,我很高兴能够不和她待在一起!”那么才能够有所改变。只有到那时才能改变,而不是在此之前!不是匆匆行事!

评论:再强调一次:即将出现的改变应该是真实的改变。两个人当中没有人要去假装!至少治疗师警告他们不许这么做。在夫妻关系的改变中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其特征可以用“自发的悖论”来形容:如果夫妻中的一个人希望另一个人能有所改变(作为爱情的证明),那么他总是希望改变能自觉地发生。如果改变的愿望被表达出来了,而改变随后才发生,那么改变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它作为爱情证明的意义也就被剥夺了,只因为它没有自觉地发生。所以,只有当内部的改变发生时,改变才能发生,强调这一点使自觉的行为重新变为可能。

史第尔林:对,这就是我们要对你们说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预约一个下次会谈的时间:五周以后。

* —— * —— * —— * —— *

第三次会谈

来参加下一次会谈的只有父母,孩子们没来。莫妮卡不想跟着一起来,因为她第二天有个法语考试。海因茨,他本来一直都对会谈非常积极,这次宣称,如果莫妮卡有法语考试,那他就有英语考试。

父亲抱怨,他与女儿的关系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他根本就不再能和她谈话,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引发激烈的争论。在格拉赫太太与莫妮卡之间也是每天都有争吵,尽管这些争吵不那么火爆。父亲首先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把女儿送到寄宿学校去。

莫妮卡现在非常注重与外界的交往,她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那些导致她前来治疗的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

在被问到自从上一次会谈以来还有什么其他的改变的时候,格拉赫太太讲到,她的先生——在没有事前通知的情况下——来参加一个协会的庆祝活动,这让她非常感动。她高度评价了他的行为。他顺便还提到,他太太坐到他的桌子边上,她的协会里的女同伴们都有些诧异地看着他们。两个人都说,目前他们相处得很好。

在结尾评论中,治疗师再一次指出.莫妮卡的行为出自一种脱离的动力。她之所以必须对父亲表现得如此具有攻击性,就是因为她与他的联系太紧密了。如果不是因为与父母有如此紧密的情感联系,那么她也就没必要去贬低父母或者对他们表现出这类负面的感觉。父母只能坚持到底,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正常的,而且是与年龄相符的,以后是会过去的。

下一次会谈被安排在三个月以后,不过父母写信来将其取消了。家里的情况在此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平息。女儿的症状仍然不足挂齿,和女儿的争论也有显著的缓和。他们对治疗师表示感谢,并且请

求,如果家里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能够让他们重新到研究所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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